关于资产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拍卖权的“竞标”活动，在拍卖界已有许多讨论。日前，我公司参与了一次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包拍卖权的投标，前后历时近两个月，体现出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拍卖权的“竞标”活动的“特性”。
按照资产管理公司邀请，本公司通过对已有客户资源的开发后，参与了该资产包的“投标”。由于公司客户的报价为108万元，并向我公司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，所以我公司就以该价格进行“投标”。但由于报价未能达到评估价，而且只有我公司一家参与该资产包的“投标”，资产管理公司为能促成交易，迟迟未“开标”。转而向总公司报告，以调整价格，最后其总公司仅批准了117万元的价格。时间距“投标”日已经有一个多月，期间，客户也一直在向我公司催促。资产管理公司向我公司建议与客户进行协商，让其接受117万元的价格，但客户表示不能接受。随后又建议以117万元进行第一次拍卖，若流拍，再以108万元进行第二次拍卖。但此时客户已经有了悔意，故而坚持不同意以上方案。客户表示，只有按108万元进行拍卖，才能对其承诺有约束力，若按117万元进行拍卖，其有权要求我公司退回保证金。最后，资产管理公司也只能同意以108万元进行拍卖。
拍卖行参与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标的竞标，其实质是针对具体标的拍卖权的一种竞争行为，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招标投标。我国《招标投标法》规定，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招标投标活动，适用本法”。按照该法，对招标投标活动有严格的要求，若按照该法的规定对本文所述的拍卖权进行招标投标，招标和投标均要严格按照该法的规定执行。那样的限制很多，程序很复杂，结果不但会成本加大，其相应的制约也很多，结果并不一定很理想。通过拍卖行之间的类似招标投标的方式进行竞夺“标的拍卖权”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招标投标，因此，不必按照真正意义上的招标投标方法进行。
拍卖行在接受各金融机构的委托时，对于委托方确定的拍卖保留价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，有时双方看法差异较大。委托方、拍卖行和竞买人往往由于其对标的审视的角度不同，其价格定位的结果也大不相同。
委托方根据规定，一般在接收或处置标的前，都曾委托中介机构对标的进行评估。其评估多从抵债角度考虑问题。为了尽量贴近抵债价值，一般会采取成本法、市场法和收益法，特别是采用重置成本法，以求精确计算抵债资产的价值。
拍卖行在接受委托前，一般要对标的进行评估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起拍价格。拍卖行评估的主要方法一般采用市场比较法。尽管在实践中有时往往难以找到相对应的评估定价。这是由于拍卖毕竟要直接面对市场，运用市场比较进行评估相对比较客观。而竞买人和买受人一般比较简单，他们一般运用收益法对标的进行评估。只要标的收益可以接受竞买人就会入场竞买。
所以，一个标的最终能否变现，特别是能否快速变现，在确定保留价格时，应当注意竞买人的角度，也就是说从标的收益的角度去评估标的价值，这样做似乎更能贴近市场。否则，价格不能如实反映标的物的市场价值，或者仅仅从抵债角度考虑问题，有时就会延误标的处置的最佳时机。
委托方、拍卖行和竞买人对标的拍卖保留价确定的立场不尽相同，甚至会有较大差异。委托方希望价格高一些，以提高自己的收入。而竞买人则愿意价格低一些，以减少自己的成本。委托方、拍卖行和竞买人，各自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，这一点无可非议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在标的价格方面，委托方和拍卖行的立场是最为接近的。从市场行为角度考虑问题，所有拍卖行都存有抬价的潜意识，那种认为拍卖行动辄压价的认识并不准确。从利益驱动角度分析，拍卖行和委托方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，在实际业务动作过程中也最容易协同一致。
拍卖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历史的特殊交易方式，似乎更适合以下三类商品的交易，第一类是难以估价的商品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艺术品，因为艺术是“无价的”，它依据收藏人的嗜好定价。经常有这种情况，即一件艺术品的价格远远高过当前的人们认为的市场价值。所以，艺术品或其它难以估价的商品，应当最适合拍卖方式。第二类商品是那些大宗的、易变质或腐烂，需要及时处置的商品。如花卉、茶叶、大宗农副产品等等。这些商品往往会在商品的集散地进行拍卖。第三类商品是“公物”。如法院、海关罚没商品，以及政府等公务部门的物品出售，我国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应属这一类商品。这类商品往往有相对准确的市场价格，之所以进行拍卖，主要是从其“公物”角度考虑问题。也就是说，“公物”的处置要给社会所有的人一个机会，要尽量防范道德风险，而不仅仅是通过拍卖取得理想的价格。这一点，在拍卖业务实践中，我们有深刻的体会。所以，我国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最终选择拍卖方式，似乎其考虑“公物”因素更多一些。拍卖物的价值是委托方和拍卖人所追求的，但是，不良资产毕竟有其容易衡量的市场价格，绝对不会像艺术品那样存在更多的人为的主观因素，其价格一般不会偏离实际的市场价格太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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